文前案：

鉴于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中央对于人口政策的最新调整趋势，《人口略要》系列文章，整体梳理了中国近现代人口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相关数据、政策、社会现象的回顾、总结、分析，从生、老、病、死等人生四个阶段状态着手，提供更多的人口问题解题方案。这是系列文章的第14篇。过去十年间，中国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三种慢性病的患病率上升，这意味着基于这三个指标的老年健康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仍在恶化。

上一篇文章，我就中国数量庞大的慢性病群体，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给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相对于急症和恶性症状患者，老年慢病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场景仍以居家为主，因此，居家养老模式也成为未来老龄化中国养老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乃至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本篇文章将简述中国居家养老模式的现状及隐患。

“9073”，重点还在居家养老

如《人口略要》前文多处论述，尽管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人们对于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依然缺乏更直观和感性的认识。以最新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趋势预测，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4%；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0%，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也意味着，届时，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中国主要有三种养老模式：居家、社区、机构，三种模式所占的比例相差悬殊，其中，90%的中国老人采用居家养老模式，7%采用社区养老，只有3%进入机构养老。所谓社区养老，采用的是老人居家、社区（社会）上门服务的模式，所谓机构养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养老院模式。考虑到经济成本和生活便捷度等因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居家养老也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在居家养老的过程中，老年人、尤其是高龄人士和重度慢性病老年人，需要获得高频率的探访和安全确认，以及不间断的陪伴与交流，从而加强对自身病症的认知，获得更好的生活感受。受制于经济因素和人员成本，这样的服务在普通家庭和社区的居家养老场景下很难实现，而可以通过中高端养老社区提供的“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模式实现，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有效率、更为周全的日常生活协助，甚至“1+N”式服务，即由管家和社工承担个案管理师的职责，与多学科专业团队进行协同，做到主动识别并干预社区居民遇到的风险情况。不过，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可谓不菲，并不适用于绝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的养老路径。

老年人居住环境存在多类安全隐患

居住环境是影响老年人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每年有30余万人死于跌倒，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一半。调查显示，老年人对室内居住空间环境应配置的安全设施提出的要求中，需求度最高的三项是室内防滑地面(72.6%)、紧急呼救系统(68.4%)、室内扶手(41.8%)三类无障碍设施，显然，这三类设施在目前的中国家庭环境中尚未得到推广和普及。分年龄段看，80岁及以上高龄人士的身体机能较弱，相应对防滑地面、呼救系统、扶手的需求度明显更高。此外，老年人对社区老龄服务项目表现出较大的需求，紧急呼叫(68.3%)、走失定位(60.4%)、陪同出行(46.4%)三类服务占比最高，这些服务在中国城市的大部分社区仍有待普及与加强。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就医频率更高，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需要便捷、完善的医疗健康服务。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对社区医疗服务项目的需求强烈，健康监测(59.5%)是各年龄段老年群体最希望配置的社区医疗服务项目，其次是送医拿药(47.7%)和家庭医生(45.8%)。

居家养老的政策驱动力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决策部门早已意识到了居家养老过程中的问题。2020年，九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指导意见》，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是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对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六部委联合颁布《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推动和支持物业服务企业积极探索“物业服务+养老服务”模式，切实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更好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着力破解高龄、空巢、独居、失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长期照护难题，促进家庭幸福、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现代社会，传统家庭结构正在解体、少子甚至独子及单身化成为家庭结构的主流，这些因素，都令高龄独居和空巢比例快速上升。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发生意外事故，并不是小概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加速，如何以更多有效手段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是一个刻不容缓、亟待破解的课题。    

做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十年，养老服务体系是中国社会产业结构中绕不开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提早布局，才能更好地建设一个银发友好型社会，同时，把握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抓手，也是城市走向高质量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本的多元化养老院模式

相对于正在加速的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养老服务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据统计，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8亿人，截至2023年三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床位820.6万张。仅靠养老机构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养老机构面临老人多、床位少、护工少、投资大、收益慢等问题，产业获得的资本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

与此相对的，随着中国人预期寿命的逐年提升，在未来的长寿人群数量势必也将逐年增长，为机构、社区带来的养老压力也将同步增大，于是，如何做好居家养老过程中的安全设施推广和慢病监控体系，都是老龄化中国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邻国日本是一个值得中国参考的样本。作为一个重度老龄化国家，大部分65至75岁的日本老人的健康状况良好，75岁以上的老人才需要看护。在日本人的养老模式中，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统一交给一个养老企业管理，这种产业化的养老模式值得中国政府和企业借鉴。以福冈的一家社区养老院为例，养老院本身可提供的房间很少，总数不到20间，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并可以辐射到周边大量居民社区。

这家养老院可以向辐射范围内的居民社区提供四类服务，一是日间照料，社区老人可以到养老院吃饭、社交、活动、康复训练、简单诊疗，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提供助浴服务，老人在吃过晚餐后回家，我们可以理解为老年版的日托式“幼儿园”；二是短期托管服务，比如家人要短期外出，家中无人照料，则让老人寄宿在养老院，以周为单位，最多提供一个月的寄宿服务。

除这两类之外，这家养老院还提供养老院模式及上门服务模式。日本的多元养老院模式，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适配中国城市居家养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值得各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借鉴。           

用科技搭建居家养老安全防范网络

早在几年前的疫情期间，北京市就曾对多个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摸底调查，并落实巡视探访的相关制度和责任。

目前，北京市约有60万以上的80岁以上人口，而60岁以上的空巢独居老人比例仍在逐年增加，至少有一半（或许更多）的老年人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针对这些独居老人的起居安全，亟待搭建一个高效可行的应急救助网络。在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中，除了保险、机构养老、养老志愿者等环节之外，我们特别需要重视老年人的生活细节，包括独居老人的护理、失独家庭的老人赡养、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看护等方面，都需要尽快推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服务体系，尤其是在猝死防范和跌倒意外防范方面，亟待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措施。在猝死防范方面，发达国家独居及夫妇空巢户比例高70%-80%。中国可借鉴外国的应对经验，针对社区登记在册的空巢老人，引入互联网传感检测系统、家庭扶助制度、配备社区生活指导员等模式。

在跌倒意外防范方面，生活中的意外跌倒已经成为老龄人口伤害死亡、伤残失能的最重要因素。中国一些城市设施相对完备的城市，可以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率先推广老人摔倒监测报警系统，借助网络技术、视频图像信息交互技术和传感技术，对监控区域内的老人摔倒进行识别，当发现异常情况时以最快的方式进行预警，有效的协助管理人员处理，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同时还可以查看现场录像，方便事后管理查询。

生命末期的居家用药困局

当高龄人士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光，针对身体状况的不同，一部分患者需要在医院进行治疗，或者安宁疗护、姑息治疗，而另一部分患者并不必须在医院度过，可以继续在家进行安宁疗护，但仍需要一些特定药物的介入，这也就涉及到居家养老后期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临终关怀药物的监管和实施资质。对于很多独居、空巢老人，在临终关怀阶段的居家环境中，相关药物的获取并非易事。

负责进行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的医生，需要对患者频繁施用阿片类药物，而这类药物的监管较严，临床医生如何将携带此类药物进入社区针对居家患者进行安宁疗护，或者如何让社区医生在通过相关培训及资质审查后，获得施用此类药物的资格和权限，目前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仍是空白，缺乏相关规则的指引。临终关怀是每个罹患重症、绝症的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最应该享受到的服务内容，而这项服务在我国仍存在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关于这一话题，我将在“生老病死”系列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下篇预告

居家养老中暴露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我国在老龄健康人才建设方面的力量仍很薄弱。加强老龄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强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激励约束机制。下一篇文章，将就此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