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另据联合国相关数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的31%。

在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的时代背景下，健康，对于国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到底什么是健康，每个人的理解或有差别。

健康，对于工作与生活的总长度，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昨天，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中青年劳动者来说，可能是具有节点意义的一天——一份关于增加工作年限的方案正式通过，明年起将正式施行。

增加工作年限的讨论持续多年，早在十年前，已有学者提出了渐进式增加工作年限的相关方案。

在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危机：社保基金的万亿亏空

从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表中可以看出，当年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0.24万亿，其中包括2.29万亿财政补贴收入，扣除这部分收入之后，再加上利息及投资收益，总的真实收入为7.71万亿元。同时，当年社保待遇支出8.77万亿元。

也就是说，2022年全年的社保收支出现了超过一万亿的亏空。    

事实上，从2022年继续向前回溯五年，从2018年到2022年间，每年的社保基金收支差额，在扣除政府补贴后都是亏空的，值得注意的是，从2019年开始，亏空额度首次超过一万亿，而在疫情爆发的2022年，亏空额度甚至超过了2万亿元（与企业社保费用延迟缴纳有一定关系）。

近几年来，社保收入中的政府财政补贴额度每年都在增加，从2020年开始连续三年超过2万亿，所以社保基金在2022年还能有超过11万亿的总存量。

试想一下，如果政府财政补贴被叫停，未来几年仍以每年超过一万亿的规模亏空，那么最多不超过11年，也就是到2035年，中国社保基金就将清零。

背后：东北困局下的转移支付

关于中国社保基金的困局，说到底，除了老龄化本身的原因，另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是否能够持续维持“补贴亏空”的模式。

2022年，中国有21个省级行政区共上缴了2175亿元社保基金，用于弥补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养老金缺口。大面儿上看是多数支援少数，但仔细分析发现，只有广东省上缴了近900亿，北京市上缴了超过300亿，江苏省上缴了178亿，其他再没有上缴额度过百亿的省级行政区。

而接受下拨社保基金超过百亿的四个省份都来自我国（泛）东北地区，黑龙江省821亿，辽宁省820亿，吉林省237亿，内蒙古自治区166亿，四地的共同特征就是老龄化及少子化严重，同时地方经济低迷，劳动力人口流失严重。

作为中国省份中的两个极端，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省，养老金储备持续位于首位，相对应的是中国唯一耗尽结余的省份——黑龙江，截至2022年，该省的累积结余为负369亿元。

养老金储备数据的映照，正是人口与经济，黑龙江202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5.11‰，常住人口持续减少十余年，而该省2022年1.58万亿元的GDP仅居全国第25名。

经济低迷是东三省持续多年的问题，但人口问题却是摆在全中国所有省份面前的问题。

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本之道是提高生育率，但这不是一个短期可见成效（甚至长期也不一定有效）的方法，而在人口年龄结构出现本质优化之前，中国正在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社保基金正在每年剔除政府补贴之后的万亿级亏空中危机四伏。

回溯：中国养老保险简史    

要想尽快扭转局面，除了通过经济层面、生育政策层面进行推动之外，最可立竿见影且行之有效的做法，还是要抓紧“治标”，即从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失衡上着手。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来龙去脉——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中国现行工作年限长度相关规定的起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也是以该条例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商业储蓄性养老保险。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养老金保障体系都由三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个人缴费、单位缴费或政府补贴的模式强制实行，提供基础保障；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或称职业年金，是企业自愿为员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购买的个人养老金。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经过多次修订调整，从80年代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措施。

上世纪90年代，相关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要改革。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统账结合”模式，意味着职工个人需要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与单位共同承担养老保险的责任。    

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个人账户的概念，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这进一步统一了各地的养老保险制度，推广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并明确了统一的缴费比例和管理办法。

从此，中国养老金制度从原来的单位负责制逐步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职工个人需要参与缴费，这为后来的养老金制度奠定了基础。

上图摘自《麦肯锡中国养老金调研报告》（下同）

从这个角度讲，在上世纪90年代养老金改革之前仍在工作的群体，从未缴纳过养老金，但在老年时期享受到养老金制度，一进一出，也成为后来社保基金亏空的一部分历史原因。   

机会：尽快调整三支柱比例

增加工作年限方案的施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保基金的危机，但从长期视角上讲，如果仍按照现行养老保险支柱格局持续下去，整体的局面不会有明显扭转。

目前实行的政府、企业、个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与世界通行的模式类似，但第一支柱起着主导作用，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组成的政府管理体系。企业层面的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缓慢，个人养老金仍处于起步阶段，老龄人口的养老金仍普遍依赖于国家基本养老保险。

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国内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覆盖人数超过7000万，仅是第一支柱10.6亿的参保人数的零头，差距过大。而这也与中国企业的劳动保护机制不健全有关，一些企业缺乏企业年金的搭建意识。而在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方面，占比不足1%。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内核问题是，过去20年间累积的社保基金中，绝大部分额度的贡献者是今天仍在工作并将纳入到增加工作年限范畴的劳动者，存量社保基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发放给相对应的老龄人口，然而，与前者相比，后者为社保基金的存量所做的缴纳贡献微不足道。

再加上老年时期收入保障的相关制度实施前后时间差值所带来的部分“非缴存受益人群”，从而在舆论场中产生了一些制度公平性的质疑。

一个好消息是，从今年10月开始，中国将全面实现养老金并轨，即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险缴纳方式和领取标准统一化。并轨改革从筹资方式上解决了体制内外基本养老金的不公平问题。

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二者的差距仍会存在——受制于经营成本的压力，中国大量企业仍在按最低标准为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而机关事业单位多是按实发工资足额缴纳——要想解决这种差距，就必须从养老保险的根本上进行触动——平衡三支柱的比例。

2022年11月，国内36个城市试点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在银行开户，最高每年缴纳12000元养老金，自主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同时享受一定额度个税减免。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突破5000万人，缴存人数占开户人数的22％，而人均缴存金额仅约2000元，呈现“开户热投资冷、缴存意愿不高”等现象。

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相对于保险产品的便捷多样性、支取时的灵活度，税收优惠或许是最有效的引流方式，同时其改进和优化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也更强。

税收优惠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中，更强调的是特惠，而非普惠，因此并不利于提升更广大人群的参与积极性。

针对现行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改进方向的第一点是着重于设置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扩大覆盖人群范围。

改进方向的第二点是建立科学的缴费限额参数体系，提升制度的灵活性。比如针对目前1.2万元一年的延税额度上限，应充分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的具体情况，设计分层级的差异化机制。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日本个人型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iDeCo）中缴费环节的税收优惠限额设计，将缴费环节的限额参数和参与者的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以及第二支柱养老金项目参与率等多层面因素挂钩，综合考虑参与者的整体财务状况、已有的养老保障状况和实际养老需求，对参与者进行科学归类，针对各类参与者的实际特点设置有序且精细化的限额条件，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整体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缴费额度上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限额参数体系。

改进的第三点是对一定期限内的投资收益免征个税，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养老金账户。

此外，中国还可以考虑将养老金中的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中涉及的税费优惠，与个人养老保险相结合，设置两类账户的转存机制，这样可有效避免企业员工离职后企业年金转移不便的问题。

此外，在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之外，中国仍有很多可以转化为养老资产的优势资源，这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房地产，中国人的房屋自有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在少子化甚至无子化家庭日益增多的当下及未来，自有住房完全可以通过多种金融平台、渠道、模式转化为具有长期规划的养老资产，藉由基金、银行金融产品等形式，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三支柱提供更多补足。

写在最后

昨天，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中青年劳动者的意义，我无法用好坏、利弊来形容，毕竟，关于增加工作年限的方案之探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持续了十多年的争论也好、纠结也罢，总算有了一个落地的结论。

既然已成定论，那凡事总要向好的方面去想。    

中国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医疗水平的发达程度，都让更多人绝不甘心在花甲之年就承认自己垂垂老矣，甚至不满足于在70岁时成为肉体意义上的古稀老人，我认识很多六七十岁的狂热马拉松跑者，他们的身体似乎挣脱了岁月的束缚。

健康的身体，会让人对生命有着更多的向往与追求，但这些追求并不一定是与工作绑定着的，而关乎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与兴趣。

唯其如此，从中国人的年龄结构趋势看，增加工作年限方案更正向的意义，就在于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形态与工作场景都给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毕竟，我们对于中年人的定义，也在一步步地宽泛化。